一个叫巴列霍的人四处寻医问药,他患了一种不停打嗝的怪病,这种病让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他找到了作为催眠师的佩恩,然而治疗却遭到了暗中阻挠,直到巴列霍最终死去。小说作者波拉尼奥在故事的最后揭示,这个叫巴列霍的人是一位名气不大、生活贫穷的秘鲁诗人。这令人不禁联想起西班牙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他是拉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作家,出生于秘鲁小城,后因一个莫须有的罪行被捕,出狱后辗转至巴黎定居。塞萨尔·巴列霍在1938年死于巴黎,他在创作于1918年的诗作《黑石叠在白石上》中就对自己的死亡做出了预言:“我将要死在暴雨的巴黎,对那一天我已经拥有记忆。我将死在巴黎——我不逃避—— 也许在星期四,就像今天,在秋季。”

或许,波拉尼奥是在借由《佩恩先生》对这位伟大的拉美诗人之死进行一次重构。巴列霍的生命经历同波拉尼奥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生在南美,受过牢狱之苦,最终定居欧洲。波拉尼奥是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大器晚成者,他四十岁时确诊肝癌,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写作事业,到五十岁因病去世时,已创作了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其中,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巨著《2666》更是引发了文坛无数讨论。《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奥最初的创作作品之一,正是这本书的成功,让他最终坚定走向了文学道路。

罹患癌症的祖母想要在死前最后见孙女一面,于是悄悄回到家中,躲在一口木箱里,正巧听到喝醉了的孙女被老板的儿子性侵;孙女决定起诉老板的儿子,却发现孙女被母亲当作了和老板谈判的筹码,她的控诉被老板说成是诬赖;祖母带着女主角离开家,同死亡互助会中的另外5名老女人住在一处废弃的泳池里,她们彼此照顾,并通过互助会的死亡赌博机制赚钱。在小说的最后,祖母作为女主角的证人出席法庭,为众人演示自己如何藏在比自己身体小四倍的木箱中,最终断骨。

在写出长达四十万字的《邦查女孩》并捧得台湾文学奖金典奖、金鼎奖等多个奖项之后,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甘耀明出版了新作《冬将军来的夏天》。这一次,他选择用中篇小说的篇幅,以定居多年的台中城为背景,用魔幻的风格与戏谑的笔触书写亲人背叛、性侵、死亡等一系列沉重主题,笔法之轻让残酷现实显得更加沉重。

书名中的“冬将军”是小说中被时常讲起的一个故事主角:一位拯救重病孙子的祖父。在二战德国攻打莫斯科期间,这位祖父为了给孙子治病,在酷寒的冬日冒险出门找药,后被敌军活逮,无能为力地站在大雪中,无意间使得德军撤退。冬将军的故事在小说中被转述了多次:卖颜料的说给阿婆听,阿婆说给自己的孙女听,孙女说给受委屈的小男孩听,最终,由读者把这三次叙述合并为故事背景中的“有阴影的夏天”一起来“听”。巴列霍甘耀明觉得,“对女主角来说,祖母就是她的冬将军。”而当“冬将军”来到夏天,不再拥有故事里神奇的能力,也就注定了结局的无奈与无望,但故事透出的力量却直抵人心。青年作家王占黑是这样评价这本小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天,拥有立于冬日的坚韧,它是幼儿园里的暗黑寓言,也是老年版的末路狂花。”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是文学批评的学术中心,那么罗兰·巴尔特则是这一中心里最独特、多变、富有挑战精神的学者。他从不屑于遵循既定规则,思想难以归于任何学派;他重视对文本形式的研究,先后建立了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在学术生涯晚期,巴尔特又推翻了曾经让自己名声大噪的结构主义理论,成为了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他在刚进入学术界之时便同已负盛名的萨特针锋相对,他反对萨特的“介入”观点,创立了自己的“零度写作”理论:强调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放弃对社会的任何干预。他的《批评与真理》一书挑战了旧批评,提出了对旧批评的病理诊断,巴列霍作家这也常被视为新批评的宣言。

《声音的种子》一书收录了巴尔特在1962-1980年间做过的诸多媒体访谈。这一时期正是他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教学期,也是他大量经典理论的诞生时期。巴尔特在访谈中向读者阐释了自己关于电影、时尚、摄影、阅读、写作与批评的诸多看法,并对自己的一些经典作品——《写作的零度》《恋人絮语》《符号帝国》等——进行了解读。

“声音”是交谈的产物,“声音的种子”也可以理解为交谈背后的思想及其有待生发出的东西。如果按照巴尔特所认为的那样——写作这种“摧毁每一种声音”的东西应该要去挑战每一种单一的阐释或者视角——那么这本媒体访谈录既可以看成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作品的解读,也可视为他对自身作品和思想的理解,更最重要的,是读者在三十多年后阅读文本时对他的想象。正如巴尔特在《作者已死》一文中所写的那样,“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

1854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居住的鄂木斯克的刑罚堡的状况:“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

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了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描述的鄂木斯克刑罚堡,便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他在此遭苦役四年。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创伤,也对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至关重要,其著名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便是根据这段流放经历而写,记述了他在此期间的遭遇和思考。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人之流,还有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普通罪犯和他们的家人被带到了西伯利亚,而后被逐渐忘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文盲,没有办法为后人记录下自己的经历。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丹尼尔·比尔写就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一书,便是对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以及被流放的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在西伯利亚的经历的还原,此书正得名于《死屋手记》。作者将视线延伸至普通罪犯、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的一手资料,并参考了已出版的回忆录与日记、十九世纪的新闻报道、俄国小说。它为读者呈现了当沙皇政权与现代政治力量碰撞时,俄国企图控制其监狱帝国的努力,以及一个巨大的帝国刑罚系统是如何从其腐烂的内核处崩溃的。

18世纪末,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建立,这些公司在建立初期并未蓬勃发展,甚至还被人们认为是亵渎人类生命的赌博。直到一百多年后的19世纪,情况才发生变化,人寿保险开始飞速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现今,购买人寿保险已经成为全世界成千上万家庭的选择。

曾在美国无人问津甚至被斥为一种可耻商品的人寿保险,最终是怎样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对家庭未来的可靠保障的?《道德与市场》一书试图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身为经济社会学家的维维安娜·泽利泽在参考了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学知识后发现,当精于算计的市场准则被引介到一个神圣的领域——死亡——时,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而人寿保险行业在市场上的最终成功,也与美国工业革命带来的人们对于死亡、金钱、家庭关系、财产和个人遗产的观念的演进有关,这并非是因为更为工具性的价值观开始替代人们的神圣价值观,而是借由经演化后的“神圣”来掩盖产品本身的工具与物质性的,也即作者所说的“吸纳”:“神学受到资本主义思潮的支配——但同时,强迫后者以精神的外衣掩饰了其自身的物质主义使命。”

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也通过此书及她后续一系列作品——诸如《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金钱的社会意义》和《亲密关系的购买》——开创了独特的“泽利泽”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人们开始关注那些之前不被认为是“严肃的”经济现象。除了公司、网络和市场之外,经济学者的研究也开始聚焦于家庭生产、日常货币交易、身体用品、护理工作和艺术等方面,经济生活中的文化角色开始受到重视。

在摄影师之外,严明曾有许多身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去了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九十年代,他辞去工作南下广州,作为贝斯手四处奔走演出,在酒吧里赚生活费。做了十年的乐手后,他开始为音乐杂志写稿,在唱片公司做企宣,进入《南方都市报》做乐评人、娱乐记者,一做又是十年。后来,他辞去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到现在为止,又是一趟将近十年的旅程。严明回忆,他高中时,父亲对他许诺,要是他考上大学,就送他一只小相机,后来离家远走,父亲又送了他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木吉他。在严明看来,“这两样东西后来在他这个‘浪荡’儿子的生命里掀起过多么大的惊涛,直至今日波澜未平。”在音乐和摄影之外,“诗歌”也是严明的另一个身份符号,或者说,是他找寻身份的另一种方式,他的摄影集常搭配自己写的或沉重或戏谑的诗句,从“朝天门贵妇”到“无头将军”,从“下班的米妮”到“废弃的佛头”,他的黑白胶片影像同诗句紧密相融。

2014年,严明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收录了他2008年以来的代表摄影作品,包括“我的码头”系列、“大国志”系列等,文字部分则落在对拍摄路途的感悟和对自己作品的思考,那是他“预感到路走过一半”之时的状态。 2015年他推出了《大国志》,这本摄影集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以及这些背景之下微小的个人。《长皱了的小孩》是“诗人摄影师”的严明第三本随笔摄影集,在书中,他主要聚焦自身,书写关于家、父母和个人成长的记忆碎片,记录在外流浪多年后重回故乡的经历,严明说:“如果这三本书真如我所想地关联了,那正是一个长不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成长三部曲’。”

历史上人类曾有过许多对药物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比如流行一时的“形象学说”认为,外部形象可以决定内在作用:黄金可以治疗黄疸,因为二者都是黄色;长得像睾丸的花可以治疗性病;蓟刺能治愈体内的刺痛。18、19世纪的医生对自己的神圣和仁慈深信不疑,不愿意承认是他们手上的细菌造成了产褥热夺走了大量产妇的生命,这大大阻碍了消毒水的普及。即便到了爱因斯坦已经提出相对论的20世纪初期,化学制药和“循证医学” (evidence-based medicine)也始终没有兴起,大多数医生治病都凭借直觉和传统用药,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这类名校的医学院学生还在学习用水蛭进行放血疗法。直到现今,化学家与生物学家才慢慢看清了疾病、身体与药物的关联。为什么错误的医学传统总是能够延续很久?是什么导致直到近代才出现了新药的“井喷”?医药领域是怎么脱离无知的?

《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一书考察了从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来的一系列经典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诞生背后都有一个曲折回环的故事。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药物背后的医学实践极其糟糕,没有严格的观察和对比方法,也无法认识药物背后的原理。药物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依靠的是大规模随机对照医学试验数据和严格统计学方法的循证医学的兴起,怀疑精神一步步推进着药物领域的发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即使是听起来最合理的理论也需要经过检验,这种观念比医生拥有的所有药物都更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很高兴有机会遇到如此多的动物,尽管它们的故事只能以最糟糕的形式讲述出来。”摄影师乔尔·萨尔托雷在谈起自己的“影像方舟”(PHOTO ARK)计划时这样说到。这一计划致力于记录世界上动物园、水族馆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每一种动物,在他看来,对很多在野外灭绝的动物而言,动物园和水族馆已经成为了它们最后的“方舟”。

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萨尔托雷常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环境中拍摄野生动物。十年前的今天,他的妻子Kathy被诊断出乳腺癌,他停止满世界跑的工作在家照顾家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拍摄了离家一英里的“林肯儿童动物园”里的动物,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黑白背景下拍摄圈养动物。这次经历促使他构想出了“影像方舟”计划:萨尔托勒希望以黑白背景的“类证件照”形式记录世界上幸存的每一种圈养动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造访了超过200家动物园和水族馆,拍摄了七千余种动物,而他的最终目标,是在死前把全世界12000种圈养动物拍摄下来。

《国家地理珍稀鸟类全书》收录了萨尔托勒目前拍摄的“影像方舟”系列中的三百多种鸟类,由创作了观鸟最高纪录的鸟类专家诺亚·斯特瑞克编写文字部分。从普通的麻雀、鹦鹉、蜂鸟、猫头鹰,到极度濒危的蓝嘴凤冠雉,每一种鸟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椋鸟是我们身边最聪明的鸟类之一,它能够模仿汽车鸣笛声和人类的说话声;美洲红鹦以带有胡萝卜素的甲壳类生物为食,它们的羽毛因此显现出梦幻般的朱红色;个子小的蜂鸟如一刻不停的进食机器,它们还可以倒着飞。摄影师和观鸟专家以照片和故事的形式抵抗物种的快速消逝,纪念同我们共存的每一种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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